新疆提高环评准入门槛


 发布时间:2021-01-15 22:27:26

研究成果为煤炭资源潜力预测和勘查开发提供了可靠依据。该项目在综合煤炭资源赋存、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煤炭供需等因素,提出了我国煤炭资源“三带六区四级”区划方案;研制了煤炭资源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分别以矿井、勘查区和矿区为单元,提出煤炭资源勘查程度、开发程度评价思路,全面评价了我国煤炭

他说,按照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评价,邢台、石家庄、邯郸、保定、唐山、济南、衡水、西安、郑州和廊坊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差;海口、舟山、惠州、拉萨、福州、深圳、珠海、厦门、丽水和江门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1.0%,低于74个城市平均值23.8个百分点,重度污染以上天次占26.2%,高于74个城市平均值15.9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为PM2.5,其次是PM10和O3。这位负责人表示,有12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共出现22次重金属超标现象。超标点位主要分布在海河流域的永定新河、御河、海河、北运河,长江流域的螳螂川,黄河流域的渭河,巢湖支流派河,达赉湖、阳宗海和洪泽湖。从行政区来看,超标点位主要分布在天津、云南、内蒙古、安徽、山西、陕西、江苏等省(区、市)。从污染指标看,汞超标频次最多,占总超标次数的50.0%;其次是砷,占36.4%。“锰三角”地区5条河流的13个断面中,锰超标断面占76.9%,超标倍数在0.4~3.7倍之间。记者郄建荣。

但是,无论是2007年以前的诸多项目,如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青岛芳烃项目、杜邦钛白粉建设项目、厦门PX等项目,还是2008年以后的什邡钼铜、启东污水排海、北京高安屯二期垃圾发电、广东垃圾发电、杭州垃圾发电等项目,无一例外,均是公众参与环节出现了问题。从管理角度来看,问题出在政府层面,政府首先应该强调公众参与贯穿全过程或主要过程,而不是只在最后审批阶段强调公众参与。仅强调最后审批阶段而忽视过程,会弱化自身的监管功能,对部分不实现象不易察觉,从而影响决策判断。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2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4%;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49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为69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按照空气质量API评价体系,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4%,与2011年同比基本持平。对公众普遍关注的PM2.5,市环保局表示,2012年,广州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1~7月的PM2.5监测数据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得到全年的PM2.5浓度值为51 微克/立方米。

环境保护成了今年大家意见最多的,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每一位市民都有切身的体会。这次大家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也是涵盖了治水、治气的方方面面。有的说,要对还在流动的10万辆黄标车加大处罚力度,有的说要在市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的提议要对污染企业加重税收或加大处罚力度,不能因为个别是纳税大户就让它逃脱整改或停业整顿。还有的提出,要加大对自来水的监测力度,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垄断行业服务,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据了解,此次地下水污染调查面积覆盖全省范围,水文地质调查点共计3000余处,污染源调查点1441个。结果表明,2008年,全省地下水开采主要用以生活饮用,总量约为8.3亿立方米,比2002年的13.2亿立方米下降了37%。地下水氛围浅层和深层地下水,其中地表以下60米内的浅层地下水开采量下降的原因,专家认为一方面为开采量调查更精确,另一方面则由于全省性的自来水普及工程。而深层地下水开采量下降则由于行政部门压缩工业部门的开采量。

“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平台建设,以实现全过程监管。”邓海峰说。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研究开发部部长于文轩则从事中监管的角度提出建议。他以“三同时”制度和排污监测制度举例说明应尽快完善环境保护事中监管措施。他指出,在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中,较为典型的具有事中监管特征的制度是“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制度为我国独创,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违反“三同时”制度的处罚力度偏轻。事实上,处罚力度偏轻也是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

此外,鄂尔多斯、塔里木等盆地天然气资源量也有较大增长。三是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可观。全国埋深4500米以浅页岩气地质资源量12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22万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地质储量5441亿立方米,探明率仅0.4%。埋深2000米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30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12.5万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地质储量6293亿立方米,探明率仅2.1%。与以往评价结果相比,资源数量有所减少,但可靠程度进一步提高。四是油气勘探开发难度逐步增大。

新环保法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机密外,应当全文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评法修订时不仅应就这方面内容进行充实,还应设立更为严密、公开运作的环保审查与环评回避机制,比如,公开的环评报告书中需列明环保部门、环评机构工作人员就学和履职简历,环评机构工作人员应自动回避由原任职单位审查的环评业务。笔者也赞同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曹明德的意见,要在环评法中明确环评机构环境评价的法律责任,建立起追责惩罚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原先作为“国家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环评机构工作人员,在机构和个人身份与机关脱钩后,肆无忌惮的向出价高者“售卖”环评报告的风险。

在设置个性评定指标时,建立企业环保信用降级和修复制度,对多次造成群众上访企业,且整改不到位、态度不积极的,在等级评定上合理降级,发挥环境信用政策的震慑力。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忌无果而终。没有法律法规监督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不可能有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在外部信息运用方面,环保部门应与发改委、银监会、金融、工商、税务、证券、保险、海关等管理部门联网共享资源,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执行不同的信贷政策。在内部信息运用方面,环保部门内部要制定环保信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措施,要求相关科室在办理企业项目审批、污染防治资金补助、出具环保守法证明、环保核查证明等业务时,对被评为红黑等级的企业一票否决。对于信用等级差的失信单位或个人,环境监督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经济管理部门也依法限制其融资、建设、经营等活动资格,做到闯红灯者受罚。对信用等级好的企业,进行荣誉表彰和政策、资金扶持,帮助其提高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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